难道这么多法律就保护不了一个小婷婷？

    年仅6岁的小婷婷是贵州省毕节市某学校学前班的一名学生，她经常遭到亲生父母的殴打虐待，工具包括棍棒和烙铁，从面部到臀部全身伤痕累累，惨不忍睹。对此，当地妇联的一位负责人称“法律空白很难追究其父母虐待罪的刑责”。（《法制日报》2009年11月24日）

    人们常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家庭的未来，家庭更是儿童幸福的摇篮、温馨的港湾，他们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关心和呵护，让他们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但毋庸讳言，个别家长非但不关心孩子的成长，而且还会把孩子当作“出气筒”，动辄体罚殴打，百般摧残，严重伤害孩子的身心。小婷婷受遭受的令人发指的恶行，只不过是儿童受到家庭虐待的一个突出的例子。发生在孩子身上的家庭暴力从来就没有消停过。

    无论是从保护儿童的权利来说，还是从虐待儿童的危害来说，发生在家庭内部的虐待儿童现象都应当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用法律来保护儿童的正当权益不受侵犯，是责任政府的重要职能。我国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之一，也是较早批准和加入该公约的国家之一，早在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批准《儿童权利公约》，并将公约确定的保护儿童权利的四大原则作为我国立法或完善法律的原则，我国已经颁布了一系列专门保护儿童权利的法律、法规，在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以及许多其他的法律、法规中，也有不少条款涉及保护儿童权利的内容，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等，数量达30多部。这么多的法律法规放在面前，还说“法律空白很难追究其父母虐待罪的刑责”，实在让人费解。

    在所有保护儿童权利的法律、法规中，最有力、最刚性的无疑是刑法，让虐待儿童的行为受到刑法的制裁，最具有威慑力。诚然，我国刑法规定的虐待罪属于“告诉的才处理”，虐待儿童的案件属于自诉案件，受到虐待的儿童要自行到法院提起诉讼控告父母犯罪，或者由其他近亲属代为告诉，法院才能受理。这也正是这位负责人认为的“法律空白”。

    但在笔者看来，这样的法律规定并不是空白，刑法之所以将虐待案件列入自诉案件，是考虑到虐待案件常常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公权不宜过分干涉家务事。但显然，家务事并不是为所欲为的“挡箭牌”，对于严重侵犯家庭成员基本权利的行为，职能机关决不能听之任之，袖手旁观。

    特别是受害人是儿童的案件，更需要公权的帮助。由于儿童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认知水平、行为能力都不足以保护自身的利益。像学校、妇联、街道社区等职能部门和基层组织，如果发现有虐待儿童的现象，就应当主动介入，及时向执法部门举报。其实，我国的法律对此同样有着明确的规定，在刑法第98条关于自诉案件的规定中，就有“如果被害人因受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人民检察院和被害人的近亲属也可以告诉”的规定。像小婷婷这样的案件，妇联就应当理直气壮地替她主持公道，要求公诉机关起诉其父母虐待的罪行。

    善用法律，体现着当事人的智慧，更体现着职能部门的责任。在如此严重的虐待行为面前，不能再用“法律空白”这样的话语来推卸责任。难道非得让小婷婷继续遭受虐待，受到重伤或者失去生命，法律才会出手吗？

    

地方执法人员不能管央企吗?

日期：2009-11-23   来源：中国环境报第3版   复制链接

近年来，河北省某市一中央企业下属的两家国有铁矿非法排放尾矿浆，造成下游一民营矿山企业透水关停；其中一家将尾矿排入附近的河道，河滩农田被占，环境严重污染，附近村民上访不断。 　　这个市有关部门坦言，对于此事，当地政府部门不是不知道，但却管不了。 　　为什么管不了？一位当地政府部门的领导坦言:“他们是中央企业，自恃财大气粗，根本不把地方执法人员放在眼里。” 　　确实，从级别来讲，一家中央企业与基层执法部门不在一个层次上，两者相差一大截，或许一家央企的行政级别要大大高于企业所在地的基层政府。这也许正是这两家央企所属的国有铁矿敢于非法排放尾矿浆的主要原因吧。 　　但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是，“地方执法人员”并不是“地方的执法人员”。他们虽然被编入地方的一个执法部门，工作在地方，行政关系在地方，但他们手中行使的执法权并不属于地方，而是由法律赋予的。他们在代表国家行使着权力，而不是代表着地方在行使执法权。 　　因此，地方执法人员执法的依据只能是法律。在他们眼里，只有合法与非法之分，没有违法主体的级别大小之分，也没有中央与地方之别。只要有违法的事实存在，那么不管他是什么来头、什么级别，都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得到相应的、平等的处罚。 　　但事实上，这样的常识并没有成为共识，执法要讲级别的事可谓比比皆是。 　　一方面，个别级别高的单位往往自以为是，根本不把比自己级别低得多的执法部门放在眼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和执法部门也自感气短，不敢理直气壮地维护法律的尊严。 　　一些地方执法部门既不敢依法办事、及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没有将情况向上一级执法部门报告，寻求支持。地方政府有时也是知情却不管，而地方法院对起诉过来的案情本来十分简单的案件，却拖了很长时间还不做出判决。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指责地方执法部门的软弱与无能，我们更愿意体谅他们的难处和苦衷。 　　我们知道，如果有上级领导的关注，那么这种“刑不上大夫”的现象有可能得到尽快的纠正。但这样的成本未免太高，一方面，使得地方执法部门职能虚化，形同虚设；另一方面使上级部门疲于应付，甚至让正常的执法行为沦为级别之间的博弈。 　　事事指望上级甚至是最高级部门来管，这是典型的人治思维。如何让地方执法部门硬起来，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村级纪检员”还是反腐花招

    湖南怀化近日起在全市3865个自然村配备"村级纪检员"，防止个别村官侵害村民利益，将反腐的前线延伸至农村基层。据悉，这些"村级纪检员"的报酬将由上级财政拨发。（《成都商报》2009年11月16日）

    前段时间，重庆忠县是让县管去当兼职村官，现在湖南怀化又派出“村级纪检员”，说明当前基层的村一级组织和干部存在的问题不少，并且已经引起了上级部门的重视。能够正视存在的问题，并着手解决问题，这无疑让人充满期待和欣慰。

    但如何加强对基层组织及其干部的监督，防止个别村干部“营私舞弊”，甚至“一手遮天”？方法应当很多。但可以肯定的是，向自然村配备“村级纪检员”绝对不是反腐利器，相反，这是典型的反腐花招，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都非常有限，应当尽快制止。

    怀化市纪委推出的“村级纪检员”制度，蕴含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村级纪检员”是靠得住的，值得信赖的，所以才将监督的重任赋予他们。显然，这一前提条件就是站不住脚的，太多的事实证明，任何人都是靠不住的，依靠个人而不是依靠制度的力量来反腐从来就没有成功过。尽管这些“村级纪检员”都是经过组织挑选的，整体素质是过硬的，但不能说他们是不能被腐蚀的。事实上，在利益的诱惑面前（每月80元的报酬与可能得到的利益相比是多么的无奈），他们很有可能被击倒、被俘虏，与不法的村干部同流合污，让蛀虫队伍扩容，给基层组织和村民利益带来更大的损害。

    这并不是我们不信任“村级纪检员”，而是环境使然。既然环境造就了“一手遮天”的村干部，那么同样的环境必然会造就“一手遮天”的“钦差”。如何监督监督者，同样是摆在上级部门需要解决的难题。

    派驻“村级纪检员”，显然还会架空正常的领导层级，让对村干部负有监督责任的上级机构更有理由放弃职责。而增加的人员及开支也是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将近4000个自然村，每个村只派一名“村级纪检员”，即使每月只有80元的报酬，一年的开支也要将近400万元，纳税人为何要为这额外的开支埋单？

    其实，加强对基层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我们从来不缺方法，缺的只是反腐败的决心和抓落实的狠劲。作为基层组织的村，村民自治是最基本的方法，村里的一切重大事务都由村民集体来决定，而不是由某一二个村干部说了算，就可以保证最大限度的公平与公正。村支书等党组织的领导，同样也要按照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行使权力，接受党内外群众的监督。除此之外，乡镇也承担着监督、指导基层村组织的职能。更上一层，更有各级纪检、检察等部门的监督。更加关键的是，要加大村务公开的力度，畅通群众监督的渠道。对群众的举报、反映高度重视，如果有涉嫌挪用公款、侵占集体资产等行为的，职能部门应当立案侦查，不明不白的账目查清爽，暗箱操作的行为见见光，就不怕村干部们为所欲为了。

     浙江禁骂与珠海禁挂
 
    最近，有两条关于地方立法的消息值得一议。浙江在新修订的《浙江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草案)》中，拟立法规定老师辱骂学生，有损未成年人身心的“语言暴力”将构成违法。（《浙江日报》2009年11月15日）而《珠海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规定，珠海全市范围内将禁止设置各类横幅标语。（《广州日报》2009年11月15日）
    两部法律虽然内容各不相同，但都涉及禁止性规范。一个是禁止老师辱骂学生，另一个是禁止设置横幅标语。同样的禁令，却给人不一般的感受。因为禁令是需要去遵守的，如果不能明确界定禁令的内容，那么必然导致禁令无法被执行。不一般的感受也就从此而起。
    老师能不能辱骂学生？答案是十分明确的。不要说辱骂，就是一般的骂，包括恨铁不成钢的怨言，也不宜提倡。其实，不光老师不能骂学生，学生同样也不能骂老师，推而广之，任何人都不能骂人，任何人也不能被骂，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可能有差异，但人格应当是平等的。就是十恶不赦的罪犯，也有起码的人格尊严，不能随便被詈骂，更不能被侮辱。就是初懂人事的黄口小儿也知道骂人不是好习惯，而这些却需要用立法的方法来固定，而且对象又是为人师表的老师，岂不令人沮丧？
    但转念一想，谁又没有被老师骂过？如果一个学生，老师连骂他的想法都没有，那么这个学生要么是圣贤，要么就是彻底被抛弃的废物。笔者不才，但自认谨言慎行、学习勤奋，就这样，骂过我的老师不下十人吧，有的还骂得十分难听。当然，我并不记恨他们，相反感激他们，声声骂语使我警醒。
    就是不知道，这样的骂如果按照浙江新的立法标准，是不是也在禁止之列？既然是骂，虽然个体理解有差别，但总有侮辱人的意思在。具体到浙江的条例，真不知道何谓辱骂？
正因为无法界定辱骂的范围，又如何去追究老师的责任？同样的一句话，在甲学生可能起到醍醐灌顶的作用，在乙学生可能被深深刺伤了心灵。立法的模糊必然导致法律成为摆设，而无法真正实施。
    相比，珠海的立法，明确规定全市范围内将禁止设置各类横幅标语，将地域、时间、对象界定得明明白白，十分利于执行。显然，这样的立法技术要远高于浙江的水平。
当然，珠海的条例也非并完美。该条例有“除了珠海市委、市政府组织的全市性重大活动外”的例外性规定，可谓添足之举。道理很简单，一旦有了例外，就有可能泛滥。试想，党政机关的哪一样工作，又不是全市性的重大活动呢？
 

当 评 委

家长们要比孩子紧张一亿倍。你看，家长在盯着评委手中的小乒乓球，而孩子只关心自己手中的玩具。

    今天上午，我去当了一回大众评委，评的是一年一度的年画宝宝。

    年画宝宝是当地一家媒体开展的一项活动，就是评选出12个六周岁以下的儿童，制作成年画。当然，有赞助商，各取所需。

    我这个评委叫大众评委，并不是主办方请我去的，而是我自己报名被选上的。

    熟悉的人看到我去当了评委，都是一副吃惊的表情，我倒是洒脱，闲着也是闲着。认认真真当我的评委。

    因为，在他们的眼里，我可能是个不苟言笑之人，这几年我一直在写些时评之类的东西，差不多把自己写成了“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恶人。这样一个看事处处不顺眼的家伙，竟然去当什么大众评委，评的又是祖国的花朵，有点出人意料，有点不可思议哟。

    其实，我也觉得自己在改变。以前，对这样的活动我是不太起劲的，连看也不想去看的，今天一上午，坐在那儿，不要说津津有味吧，至少还没有感到无聊吧。

    在去之前，我就把这次参与当作一次观察的机会，看看能从这一场市民的大众欢娱中得知一些什么信息。有一年到长沙去参加一个颁奖会，晚上与一帮人去吃夜宵，我们的车在饭店门口与另一辆车相擦，两个司机互相论理，这样的事在我们的城市里可谓司空见惯，因此如果不是与自己有关系，是懒得去关心的。但同行的童大焕老师在一旁却听得十分入神，他说这是观察一个社会的最好窗口。怪不得他的文章写得那么生动、深刻，十分具有人间烟火味。

    扯远了。

    说是评年画宝宝，实质上还不如说是评家长，家长们不但早早到场，而且作了精心准备，从他们的发言（或者说表演）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有的家庭是老中青三代一起上阵，十分壮观。因为，我知道，这里面同样寄托着家长们的梦想。

    说起梦想，这也是我坐在评委席上绕不过去的一个念头。科学的说法，一个人是很难对他五岁以前的经历有所记忆的，也就是说，今天台上的宝宝们，不大可能在其成年后对今天的活动有记忆。当然，现在科技发达，他们可以通过音像资料了解到这一切，现场的长枪短炮清晰地记下了现场的每一个细节。

    我在想，我，包括我们这一代人，在这样的年纪，在做些什么？我的最早的人生记忆，来自一张相片，那时五岁，爸爸的一个同事来我家做客，他有一架相机，于是穿着背带裤的我站在油菜地前拍了一张照片，因为精力不够集中，摄影师就骗我说镜头里有只猫，于是我的双眼就瞪得大大地，在找这只并不存在的猫。这几乎就是了不起的待遇，能够拍上照片的孩子在当时是凤毛鳞角的。其实，其他的日子乏善可陈，能不能吃上饭才是当时最大的梦想，绝对没有现在那种小皇帝的感觉。

    如今的孩子确实是小皇帝，寄托着太多的希望。有个宝宝只有两个月，就被推上了竞争的舞台。这个舞台上演的同样是残酷，幸好，这个孩子，这群孩子并不知道这一点。于是上了舞台的孩子，要么怯怯的，不知道这么多大人在干什么，要么我行我素，该睡就睡，该哭就哭，该迷惘就迷惘。

    我只带了一个小DC，拍了几张并不清晰的照片。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不要寻我开心。

爸爸妈妈太激动，让我起了个大早，困死了，还是睡一觉实惠。

我只会爬，拜托，别指望我现在就会跳舞。

我家的亲戚都是我的粉丝。

“市管领导下乡兼职当村官”不宜提倡

    在重庆忠县，不只是县委书记朱晞颜下乡当了村官，县长刘贵忠和县委、人大、政府、政协等28名市管领导都分别兼任了28个农村联合党委书记。称这是探索建立城乡共建的组织设置等“六大体系”，最终形成党心民心合一心的基层党建工作机制的有效举措，能够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重庆晚报》2009年111月10日）

    从报道看，“干部下得去，民意上得来，问题解得了”，确实很有成效，所在村的老百姓也欢迎这种形式的共建。但这种共建形式所带来的弊端同样不可忽视，它不仅导致干部岗位职责的混乱，还可能导致实质上的不公平，实在不宜提倡，更没有推广的价值。

    “市管领导下乡兼职当村官”，首先混乱的官员的岗位职责，导致精力分散。人们常说“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一个工作岗位都有自己的工作职责，市管领导是这样，村民也是这样。如果让市管领导兼职当村官，无疑把不是自己职能范围内的工作添加到了市管领导的身上，这既增强了市管领导的工作压力，分散了他们的工作精力，有可能影响自身工作职能的发挥。同时，多加一个“婆婆”的结果是客观上剥夺了村官的工作权利，不利于村官自身职能的发挥，也不利于调动村官的工作积极性。

    “市管领导下乡兼职当村官”，还涉嫌私自增添了一级基层组织。这个所谓的联合党委，负责管理2至4个村级党组织。除了书记由市管领导担任外，还有所在乡镇的党委书记和对口帮联乡的县级部门党组织书记兼任副书记。那么，这个联合党委究竟是什么一级的组织？它与所在乡镇党委是怎样的关系？它接受县委的直接领导呢还是接受当地乡镇党委的领导？恐怕是一笔糊涂账，谁也说不清。

    “市管领导下乡兼职当村官”，还可能导致事实上的不公平。因为是兼职的，市管领导很可能把自己手中的权力特别地向兼职的村倾斜。对一个村级组织来说，掌握着实权的市管领导少许的优惠就能让它们得到最大的实惠，一些平时难以解决的问题在市管领导的关心下会变得轻而易举，这是不争的事实，村民喜欢这样的兼职大约也在此。但这样的做法，无疑对其他没有市管领导兼职的村组织和村民是极大的不公。

    作为市管领导，依照法定职责行使职权，这才是他的本分。对下属组织一视同仁，也是合理要求。至于了解社情民意，倾听群众呼声，完全可以通过蹲点、调研的方式来实现，如果领导能够不断改进工作作风、真正俯下身子、畅通民意渠道，就不愁听不到民众的诤言，就不愁不了解基层的需求。如果领导能够认真履行职责，为其领导下的全体民众办实事、谋福利，何必非要下乡兼职当村官呢？

    对“只收狗钱、不办狗事”的郑州市“养犬办”，我写了一篇题为《“养犬办”不如直接叫“养人办”》的时评，意为老百姓的钱白白养活了一帮闲人。不料，文章发表后受到了网友的严厉批评，谓我太慈仁、太幼稚，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还说本来就是“养犬办”，改什么名？

    真是处处有高手，这一点拨让我豁然开朗。高，实在是高。我虚心接受网友的批评。

“养犬办”不如直接叫“养人办”

    近日，郑州养犬办遭到当地市民质疑，称其“重收费，轻管理”，“只收狗钱，不办狗事”，更有市民向郑州市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公开逾千万元养狗管理费去向。此事经媒体报道后，郑州市长赵建才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必须公开账目，认真对待民众批评。（《京华时报》2009年11月8日）

    从媒体的报道看，郑州市“养犬办”集中了行政机关的所有弊病，可谓是中国式官场的标本。我们不妨看看这个机构成立以来的业绩，2007年以来上缴了管理服务费1300多万元，为政府创收不少。值得一提的是，这绝对不是乱收费，而是依法行政，收费依据是人大制定的《郑州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当然，政府也向其拨付资金730多万元，这些资金既包括管理费用，也包括人头开支。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以止，这些钱究竟是如何花掉的，还是秘密。

    除了收费办证之外，这个“养犬办”还真的没有办过什么正经事。记者采访该办的负责人，问了几个问题，回答的要么是“不是很清楚”，要么是“财务室人不在”，反正没有一个正面的回应。给人的印象也只有两个，要么是吃饭不管事，作为领导对自己的职责一无所知，要么是有意遮掩，王顾左右而言他，怕露出丑事。

    让人不解的还不仅仅是这些。当问及为何没有对违反条例的行为作出一起处罚时，竟然声称“市政局和执法局合并才有一年多的时间，体制还没有理顺”。一年多时间理顺不了对违规养犬的处罚，政府机关的办事效率由此事见一斑。而“因为没有统一的执法文书就不能进行任何处罚”，差一点让人笑掉了大牙。不知道这“统一的执法文书”非得上一级机关制订呢？还是是个高难度的技术活？如果实在自己没有能力拟出这份文书，那么不妨在公费旅游的时候顺便取取经，或者干脆直接到网上去“搜”一个，这总比空在那儿强啊。

    说“养犬办”是中国式官场的标本，因为它集中体现了管理混乱、效率低下、人浮于事、得过且过、因循守旧、麻木不仁等衙门作风和官场陋习，除了用老百姓的钱养活一批大大小小的“官僚”之外，没有任何用处。“养犬办”不如直接叫“养人办”更确切一点。

    就是连曝光之后的处理也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市长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必须公开账目，却不知这个有关部门就是市长领导下的政府。因为自己就是得益者，市长能不能“挥泪斩马谡”，让人存疑。至于账本，主动公开就是了，不需要摆出义正辞严的姿态来。

    笔者认为，当前紧要的，就是让审计部门立即介入审计，不要让“养犬办”还有活动的余地。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要由人大来审议，养犬管理条例就是由人大制订的，管理收费的权力也是由人大赋予的，那么人大应当来审一审，这个机构有没有依法履行职责？然后根据查明的事实实行问责，给市民一个负责任的交待吧。不知道笔者的想法算不算是“闲人管狗事”？

     一厢情愿的减负逼出不明事理的家长
 
    江苏教育厅近日通过媒体发布“写给全省中小学生家长的一封信”，期望减负行动得到家长的支持。并公布了举报电话接受监督。公开信再一次强调了“意见”中严格禁止下达高(中)考升学指标等规定，而有家长倾诉对减负新规的不满，部分家长情绪激动，担心孩子成绩跟不上。（中国广播网2009年11月8日）
    如果说减负意见不好，那肯定是在说瞎话。作为一名家长，看着孩子被学业压得直不起身来，又没有好的办法直接去帮助他，那么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减岁”。但显然，严禁下达升学指标等减负新规，实在太脱离现实，无法让人对此充满期望。
    总觉得，教育行政部门在审视学校减负与家长反应的关系时，将两者的因果关系搞颠倒了，绝对不是情绪激动的家长们的不理解阻碍了减负行动的实施，而是一厢情愿的减负逼出了不明事理的家长，严酷的现实让他们不能不情绪激动，不得不表达不满。
    因为，只要还是以分数来衡量学生的成绩，以升学率来评价学校的优劣，那么就不会有真正的素质教育，也就不会有真正的减负。现如今，要能够上一所好大学，必须要上一所好高中，一直往前推，竞争已经扩展到了学前教育。绝大部分的学生并不是天然喜欢这种竞争的，只不过他们从一开始就被绑架到了应试教育的机器上，没有了一点自主权。而焦虑的家长就怕自己孩子掉队，看到别人都在补课，都在超负荷运转，怎敢让自家的孩子去“减负”，主动退出竞争的行列？
    对学校来讲，其实同样如此。毕竟升学率还是最主要的、显性的指标，素质教育最好，学生的潜力最足，也不抵升学率这一指标。当然，从本质上讲，素质教育与升学率并不矛盾，但显然，升学率更直接，更易引人关注。
    所以，只要还有中考、高考，还是让分数来决定孩子的命运，那么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减负。所谓的减负，也只不过是教育行政部门的一厢情愿。而一厢情愿的减负，就是学校敢冒这个风险，也会被家长们视为不负责任，又怎能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傲慢的回应只能欲盖弥彰

    格力低价投标落选怒告广州市财政局。网友质疑政府采购不透明、招标有黑幕，要求公开评审专家名单等。广州政府采购中心有关负责人称，不公开评审专家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保密评审专家身份有利于公正招标。（《广州日报》2009年11月5日）

    格力公司状告广州市财政局一案，其胜负已经并不重要，民众更关心的是政府采购制度存在的弊端，期待此案的审理引发对政府采购制度特别是招投标制度的关注和反思，揭开可能存在的黑幕。

    作为政府采购的主管部门和实际操作部门，广州政府采购中心理当对网友的质疑作出积极的回应，以最大程度的公开来消除人们的怀疑。但遗憾的是，从官方的回应中，看到的只是傲慢和无理，先是以自身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相推托，既而又抛出“不公开有利于公正”的观点来为自己辩护。

    那么，这一说法有没有道理？其观点能不能站得住脚？

    确实，《广东省政府采购信息公告管理暂行办法》并没有把评审专家的名单作为必须公开的内容，如果硬套，不公开评审专家的做法确实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民众质疑的正是专家评审的过程，如果不公开评审专家的身份，那么怎么能够知道有无利害关系？因为这是查明招投标过程有没有黑幕的起点和基础。如果官方坚信整个采购的过程是公正的，那么更应当主动、积极、全面地公开招投标特别是专家评标的过程，以此来证明操作的规范和合法，消除民众的怀疑。更何况，所谓的“相关法律规定”也不一定合法，其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明确规定“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按此原则，除了法律明确规定不能公开的事项外，其余的都应当主动公开或者应民众的申请而公开。

    如果进一步分析官方的回应，发现其还犯了一个偷换概念、强词夺理的错误。招标投标法明文规定“评标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在中标结果确定前应当保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公关”，对评审结果的公正性产生影响。这大约也是官方回应的主要依据。但仔细分析一下，可以发现官方至少故意混淆了三个概念，一是时间，法律对应当保密的时间作了明确的界定，只限于中标结果确定前，而没有说在整个招投标的过程中一直要保密，更没有规定招投标整个过程结束后还要保密。二是范围，具体来说是个案与普遍的关系，对于某一具体的招投标事项，在结果没有确定前确实不宜公开具体评审专家的身份，以免他们被“公关”。但对整个的评审委员会来说，所确定的专家身份可不能保密，否则民众就无法了解其是否具有相关的资格，与入册的供应商有没有利益关联，在以往的履职过程中是否存在污点等等，评审委员会的权威性和公正性也就无法保证。三是方式，事实上，只要专家库的容量足够大，而且专家库的人员并不固定，就加大了“公关”的难度。而具体到某一事项，是按随机抽取的方法从专家库中临时确定评审人员的，这种事前才确定的方式，让想公关者也没有时间来公关。

    由此可见，官方回应的保密，只能是转移视线的“歪歪理”。这样的回应，非但不能消除民众的怀疑，反而加深了民众的猜疑。可谓是欲盖弥彰。